62岁的癌患者李严躺在堆满止痛药的家中,癌痛日夜侵蚀着他的躯体。一年前确诊时,医生宣告“治愈无望”,他被建议回家“疗养”。此时的他已失去行走能力,腿部因护理不当出现溃烂。这并非孤例——中国每年约350万新发癌症患者中,80确诊时已属中晚期,其中大量患者在耗尽家财接受手术和放化疗后,因“失去治疗价值”被医院劝退。
这一现象背后是医疗资源紧缺与考量的激烈碰撞:三甲医院为保障床位周转率和考核指标,常将晚期患者转移至社区或家庭;而基层临终关怀服务覆盖率仅10,远低于发达的80。当医学的边界清晰可见,如何让生命的终章免于痛苦与尊严沦丧,成为横亘在医疗体系与社会间的尖锐命题。
大型医院面临严格的运营考核体系。晚期癌症患者平均住院周期长达30天以上,远高于普通病种的5-7天,显著拉低床位周转率。更关键的是,医院指标直接影响等级评审,导致部分医院将终末期患者视为“绩效负担”。吉林某肿瘤科医生坦言:“科室年若超过15,会影响来年医保额度分配。”这种制度设计迫使医院采取“技术性劝退”——以“社区康复更利于病情”等理由建议患者离院。
儒家孝道文化加剧了医疗资源消耗。研究显示,约67的家属因“不愿背负不孝之名”,坚持对无治愈希望者实施侵入性治疗。气管插管、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,不仅徒增患者痛苦,更使家庭医疗支出飙升。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数据显示,晚期癌症患者后一个月费用占终生医疗总支出的35,其中过半属于无效治疗。这种“道德绑架式救治”折射出公众对生命质量认知的集体缺失。
我国临终关怀服务呈现“倒金字塔”结构:全国设有临终关怀科的医疗机构仅2342家,且集中于三甲医院;社区和居家服务覆盖率不足8。上海作为先行者,80家临终关怀机构中仅5家配备完整专业团队,护士与病床比仅0.3:1,远低于标准的1.5:1。浙江绿康老年医院80张临终关怀床位常年满员,新申请者平均需排队3个月,而患者生存期普遍不足6个月。
姑息治疗尚未纳入基本医保目录,等镇痛药需自费比例达60。更严峻的是,三级医院与社区中心缺乏有效转诊衔接。成都宁养院调研显示,78的出院患者未获得后续疼痛管理指导,导致25出现服药过量中毒。尽管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明确要求建立“机构-社区-家庭”联动体系,但配套细则至今缺位。
世卫组织强调,缓解疼痛是晚期患者的基本人权。然而我国人均医用消耗量仅为发达的1/20。这种差距既源于医生对成瘾性的过度担忧,也受制于药品管制政策。更复杂的现实是:过量使用镇静剂可能加速死亡。临床研究证实,终末期患者使用后认知能力下降率达43,生存期平均缩短12.7天。如何在镇痛与生命延长间取得平衡,考验着医学的精细化实践。
当上海长征医院缪晓辉医生建议家属停止无效抢救时,常遭遇激烈反对:“不抢救就是不孝!” 这反映我国对患者自主权的制度保障不足。虽然《民法典》规定“尊重患者医疗意愿”,但生前预嘱、放弃治疗同意书等缺乏法律效力。反观新加坡,《预先医疗指示法》允许患者在意识清醒时签署终止维生治疗文件,医疗机构依此执行率超90。
可借鉴台湾地区“四维嵌套”模式:
妙佑医疗的实践提供范本:组建包含舒缓治疗医师、心理师、宗教关怀员、丧亲辅导师的跨专业团队。关键突破在于:
晚期癌症患者的“出院困境”,本质是医疗资源短缺、认知滞后与制度缺失叠加的系统性危机。数据显示,我国每年约200万癌症终末期患者中,仅30万人获得专业疼痛管理,超过83.6的护士未接受过临终护理培训。要打破这一困局,需三重变革:
政策层面,亟需将临终关怀纳入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录》,建立“医院-社区-居家”分级付费机制;试点生前预嘱地方法规,如北京海淀区已通过立法明确患者医疗自主权。
服务层面,推广“社区嵌入式”微机构。参考新加坡HCA模式,在15分钟生活圈内设置安宁疗护站点,配备移动医疗车实现90症状居家处理。
文化层面,启动全民生命教育工程。如上海浦东新区开展“生死教育课堂”,通过患者遗嘱公证、家庭医疗预嘱签署等活动,两年内使无效治疗率下降19。
当医学无法延续生命的长度,制度的温度应守护死亡的尊严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“五全照顾”(全人、全家、全程、全队、全社区)服务体系,不仅是对个体善终权的保障,更是文明对生命深的敬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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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1. 豆丁网. 晚期癌症患者生命末期救治问题的思考. 2021.
> 2. 新华网. 生命为何难留尊严. 2015.
> 3. 高晓艺等. 新加坡安宁疗护服务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. 中国全科医学. 2024.
> 4. 妙佑医疗. 临终关怀-概述.
> 5. 黄敏杰等. 某医院护士对出院准备服务的认知现状与影响因素探析. 护理学. 202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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