厦门中医院中医治癌创新探索与康复希望之路

当74岁的林大爷因发烧走进厦门市中医院时，他未曾想到一场“命运的玩笑”将开启中医的新篇章。2024年初，他被确诊为右肺腺癌Ⅳ期，伴随淋巴结及肾上腺转移，且因高龄、糖尿病和慢性肺病无法耐受常规化疗。在看似无解的困境中，医院肿瘤科团队以纯中药制剂“宜肺扶正汤”主导治疗，半年后复查显示：右肺原发灶肿瘤完全消失，转移灶趋于稳定。这一案例入选中国中医药临床案例成果库，成为厦门市首例获认可的中医肿瘤治疗成果。它不仅是一次临床突破，更揭示了中医在肿瘤治疗领域的独特价值——以整体观重塑逻辑，在“带瘤生存”与“扶正祛邪”的智慧中，为现代医学提供新范式。

历史积淀与学科建设

厦门市中医院肿瘤科成立于1996年，近三十年来逐步构建起中西医协同的诊疗体系。科室依托“名医工作室”模式，整合北京专家资源，设立胡凯文、黄源鹏、侯丽等教授工作站，形成“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结合”“全身调理与局部微创结合”的特色路径。团队核心成员如杨清蓉、米虽才等，兼具中西医双重视角——杨清蓉主任医师提出“中医治人、西医治病”的互补理念，主张在放化疗后以中药调养机能，缓解毒副反应；而副主任医师米虽才主导的“宜肺扶正汤”临床实践，则成为晚期肺癌纯中药治疗的标志性案例。

科室架构覆盖全程治疗链：从早期肿瘤的术后防复发调理，到晚期患者的姑息治疗，均纳入“未病先防、既病防变”的中医框架。例如针对放化疗后抑制，团队研发的三类新药“生血康口服液”惠及超200万患者，凸显中医药在支持性治疗中的不可替代性。

核心理论与临床实践

“慢性病”理念重塑逻辑

厦门中医院肿瘤科将癌症定义为“可控的慢性病”，强调通过调节内环境抑制肿瘤进展。这一理念颠覆了传统西医“根治灭杀”的对抗模式，转而追求“阴阳平衡”的动态稳定。例如林大爷的案例中，“宜肺扶正汤”以黄芪、灵芝益气扶正，半枝莲、白花蛇舌草化瘀消积，通过十余次动态调方平衡疗效与副作用。这种基于整体观的个体化治疗，尤其适合老年、体弱等无法耐受激进疗法的患者。

“扶正祛邪”的科学化验证

中医“正气”理论与现代免疫学的结合，成为研究重点。科室团队提出：扶正的本质是提升生物反应调节能力（BRM），即激活机体固有抗肿瘤免疫。在分子层面，黄源鹏教授团队发现“宜肺扶正汤”可同步调控抑癌基因表达、诱导癌细胞凋亡，多靶点干预肿瘤微环境。而何金山团队研发的“肺仙胶囊”对S180腹水癌抑制率达57，其抗炎与免疫调节机制获实验支持。这些研究为“扶正祛邪”提供了现代科学注解。

中西医结合模式创新

技术融合：局部与全身的协同

科室创新性提出“三结合”模式：

阶段化治疗路径设计

根据病程分期方案：

争议与挑战

疗效评价标准的冲突

林大爷案例虽获官方认可，却引发学术争议。质疑者指出：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（RECIST），其肾上腺转移灶仅“稳定”未消失，且肿瘤标志物Cyfra21-1仍高于正常值，严格意义上未达“完全缓解”。论文中配图与标注不符、指标选择单一（未检测肺腺癌敏感标志物CEA/NSE）等问题，暴露出临床研究严谨性的不足。

个案代表性与循证困境

单一病例的成功难以证明普适性。中医辨证施治的个性化逻辑，与现代医学强调的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（RCT）存在天然矛盾。正如杨清蓉所言：“中医灵活性强，但需经验与悟性”。目前厦门中医院多数成果仍为回顾性研究，如“生血康口服液”虽积累12项临床试验，但缺乏与安慰剂的双盲对照，证据等级有待提升。

未来方向：传统智慧的现代化之路

厦门中医院的探索揭示了两大关键路径：

深化作用机制研究

从经验描述转向量化分析是必然趋势。例如厦门大学占艳艳团队发现肺腺癌靶点HNF4α，并从FDA库中筛选出拮抗剂霉酚酸酯，此类研究为中药复方机制解析提供范本。未来需借助基因组学、蛋白组学技术，破解“多成分-多靶点”调控网络，如“宜肺扶正汤”对免疫微环境的重编程机制。

构建中西医融合评价体系

应建立兼容中医特色的疗效标准：

正如科室提出的“守正执中”理念——中医需持守整体观与辨证思维之“正”，同时接纳循证医学之“中”。只有当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真正交融，中医药的“奇迹”才能转化为可复制的临床路径。

在对话中寻找新纪元

厦门市中医院的实践，印证了中医在肿瘤治疗中的独特价值：它不是西医的替代品，而是填补了“治疗空白”的协同者——当高龄患者无法耐受化疗时，当靶向治疗陷入耐药困境时，当生存质量被剧烈毒副作用侵蚀时，中医药以“调和阴阳”的哲学，提供了另一种解题思路。

个案的成功仅是起点。唯有通过机制研究的深化、评价体系的创新，以及中西医真正的平等对话，才能将“奇迹”转化为普惠方案。正如林大爷康复后复查时所言：“中药很苦，但生命很甜。” 这份“甜”，应是所有癌症患者可共享的希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