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色列癌症治疗费用高昂，患者面临沉重经济压力

在耶路撒冷的一家肿瘤中心，萨姆·图雷尔正凝视着新的复查报告——这位曾同时罹患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患者，经历了印度治疗的失败后，终选择在以色列接受CAR-T细胞治疗。令他惊喜的不仅是完全缓解的临床结果，还有账单上的数字：比美国同类治疗低35-50的费用。萨姆的经历折射出以色列癌症医疗体系的独特定位：技术与可控成本的平衡典范。从质子治疗到分子靶向药物，从全民医保到创新支付模式，以色列构建了一套运转的癌症治疗经济体系，为全球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。

一、治疗费用定位：全球中高区间的性价比典范

以色列的癌症治疗费用在全球医疗市场中处于中高区间，但显著低于美国等传统高端医疗目的地。以质子治疗为例，单疗程费用约73万元人民币，低于英国的87万-131万元和美国的109万-145万元，但高于西班牙的53万-68万元。在更前沿的CAR-T细胞疗法领域，以色列自2015年开展临床应用以来，费用一直控制在中国的65左右。

这种价格优势源于多重结构性因素。作为生物技术创新高地，以色列本土研发的疗法（如特拉维夫大学开发的新型PD-1/PD-L1小分子抑制剂）通过合成技术降低生产成本，比传统生物制剂疗法降低30-40。公立医疗系统主导的集中采购体系（如Clalit健康服务组织）赋予医院强大的议价能力，使进口药价格比零售市场低约25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价格优势并未牺牲疗效——瑞金医院数据显示，以色列质子治疗的肿瘤控制率达95以上，与欧美机构持平。

二、费用构成要素：技术、政策与系统的三角框架

癌症治疗费用的差异化首先体现在技术应用路径上。以色列医疗机构倾向于选择“效价比”更优的方案：

医保政策设计是控制患者负担的核心。全民强制医保覆盖基本肿瘤治疗，而补充自愿健康保险（VHI）则提供升级选择：

医疗系统的整合度进一步优化费用结构。四大非营利健康基金（HFs）实现诊疗数据互通，通过预防性筛查和MDT多学科诊疗降低晚期癌症发生率。研究显示，早期诊断使淋巴瘤患者人均治疗费用减少54。

三、医保覆盖体系：公私协同的普惠创新

以色列构建了三层医疗保障网：

1. 法定医保层：四大健康基金（如Clalit）覆盖全体居民，包含肿瘤筛查、化疗等基础服务

2. 补充保险层：自愿健康保险（VHI）报销靶向药、质子治疗等高新疗法

3. 商业保险层：覆盖私立医院服务及海外二次诊疗

这种结构使癌症患者自付比例降至18-22，远低于印度的52和中国的42。针对特殊群体还有定向补贴：阿拉伯裔和低收入人群通过“网络追踪”途径，实际自付额仅为高收入群体的1/3。然而系统仍存在挑战——超适应症用药（off-label use）的报销缺口突出。2016-2018年数据显示，31的获批超说明书用药缺乏资金支持，患者需自付月均15,500美元的费用，导致18患者放弃治疗。

四、创新疗法经济：从实验室到临床的价值链

以色列通过研发端创新颠覆传统成本结构。典型案例如特拉维夫大学开发的口服PD-1/PD-L1抑制剂：

在CAR-T领域，本土公司加速进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（AEBi）开发“多靶点毒素”（MuTaTo）疗法，通过多肽组合攻击癌细胞，将治疗周期缩短至8-10周，总费用比美国标准方案低40。

但创新转化面临资金瓶颈。多数生物技术公司依赖资本，如AEBi仅有2名员工，动物实验完成后因资金短缺延迟临床试验。为突破困局，以色列推出“风险共担”计划：医疗保险预付创新疗法费用，若三年内未达预期疗效，药企返还90款项。该模式使27种实验性药提前2-3年投入临床。

五、挑战与未来：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

当前体系面临三大挑战：

1. 人口结构压力：老龄化使癌症发病率年增2.7，医保基金支出增速超GDP增速1.5倍

2. 技术迭代成本：新型细胞疗法单价仍超百万，2023年药占全国药品总支出的38

3. 医疗资源分配：中部地区肿瘤专科医生密度是周边地区的3.2倍，导致异地就医成本增加

未来改革聚焦三个方向：

性价比背后的系统智慧

以色列癌症治疗的经济模式证明：医疗未必等同于天价账单。通过全民医保托底、市场竞争控价、技术创新降本的三维联动，该国实现了肿瘤医疗的“不可能三角”——可及性、先进性、可持续性的统一。2022年其癌症五年生存率达68.3，超过欧盟平均水平，而医疗支出仅占GDP的8.2。

这一系统仍需要应对超适应症用药覆盖不足、区域资源失衡等挑战。正如特拉维夫医疗经济学家丹尼尔·戈德曼所言：“下一程的竞争力在于数据整合能力——当基因组数据、治疗响应、费用模型在统一平台交互时，我们将真正实现‘价值导向型’癌症医疗。”对于正在构建多层次医保体系的中国而言，以色列在质子中心本土化、CAR-T疗法费用控制等领域的经验，或将成为医疗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参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