癌症诊疗是一个多学科协作的系统工程。在肿瘤专科医院中,核心科室主要分为肿瘤内科、肿瘤外科、放射治疗科及介入科。肿瘤外科专注于手术切除,适用于早中期实体瘤患者,例如早期胃癌、乳腺癌等。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通过达芬奇机器人联合大分割放疗方案,将晚期肺癌中位生存期延长至28.6个月,体现了外科与辅助技术的结合。而肿瘤内科主导全身性治疗,如化疗、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,尤其适合中晚期患者。例如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自主研发的双抗药物,将淋巴瘤客观缓解率提升至68。
放射治疗科和介入科则提供局部精准治疗。放疗通过质子重离子技术实现毫米级误差控制,如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对肝癌的精准放疗误差<1毫米。介入科则以微创技术见长,通过血管栓塞、消融等方式治疗无法手术的肿瘤。例如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(TACE)是中晚期肝癌的非手术方案。患者需根据分期和体质选择科室:早期患者外科,晚期或体质弱者可能更适合内科或介入治疗。
针对特定部位的癌症,按器官划分的专科科室能提供更精细化的诊疗。例如:
选择单病种科室的核心优势在于技术聚焦。例如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凭借亚洲质子治疗中心,将鼻咽癌5年生存率提升至全球高的84。对于罕见癌种(如肉瘤),长三角肿瘤诊疗联盟可实现48小时内完成多学科会诊,凸显区域协作下专科资源的整合价值。
MDT模式是公认的癌症诊疗金标准。该模式通过整合外科、内科、放疗、病理等多学科专家,共同制定个性化方案。例如伦敦大奥蒙德街医院(GOSH)的MDT团队涵盖20-30名专业人员,针对复杂病例进行数小时深度讨论。国内医院如复旦肿瘤医院已建立“沪杭甬肿瘤诊疗联盟”,为罕见肉瘤患者提供快速会诊通道。
MDT尤其适用于两类患者:一是初诊晚期或转移癌患者,如合并肝转移的肠癌需同步讨论手术、消融与系统治疗方案;二是疑难病例,如病理类型不明或传统治疗耐药者。华西医院通过MDT将复发淋巴瘤的CAR-T治疗完全缓解率提高至58,同时成本降低至80万元。患者可通过医院官方平台(如APP、互联网医院)申请MDT会诊,或选择远程会诊服务。
我国已形成三大区域肿瘤诊疗高地,患者可结合地域就近选择:
对于外地患者,远程医疗大幅提升效率。复旦肿瘤、中山肿瘤等医院提供互联网医院服务,初诊咨询可通过视频完成,检查在当地合作医院进行,专家根据结果制定方案。例如四川华西医院通过“天府健康通”小程序为西部患者开放转诊通道,避免跨省奔波。
术后康复需依赖营养科、心理科及中医科的协同。广州现代肿瘤医院在术后24小时内启动康复管理,通过针灸、药膳食疗调节患者免疫功能,并结合分阶段呼吸训练、肌肉激活运动降低并发症风险。研究显示,高达50的术后死亡发生在出院后30天内,多因并发症识别延迟所致。
心理与社群支持同样重要。肿瘤专科医院多设“俱乐部”,如广州现代肿瘤医院建立的心理互助社群,定期开展疏导小组和康复交流会。临床心理学家的介入可显著改善患者焦虑评分,其角色已被WHO纳入癌症综合治疗体系。
癌症诊疗正迈向“慢性病化”管理。北大肿瘤医院研发中的“三抗药物”可同时阻断EGFR/MET/VEGF通路,有望进一步延长耐药患者的生存期。中山大学探索CAR-T联合质子治疗,在儿童神经母细胞瘤中实现100肿瘤清除,预示儿科肿瘤专科的发展潜力。
科室协作模式亦在革新。基于AI的跨院区MDT平台(如复旦肿瘤的数字化联盟)逐步普及,而国产PD-1抑制剂年费用降至3万元以下,使更多患者能负担长期综合治疗。未来需加强基层医院与中心的转诊衔接,并推广“全程管理”理念,将康复科室纳入早期治疗规划。
癌症科室的选择需以病理类型、分期、体质为基础,结合单病种技术优势与区域资源。从初诊的精准分科(如外科早中期/内科晚期),到MDT模式打破学科壁垒,再到康复期的身心支持,每个环节的科学决策直接影响生存率与生活质量。随着国产药物降价(如PD-1年费跌破3万元)、远程医疗普及,患者应主动利用互联网医院、转诊通道获取资源,同时参与心理和营养干预,实现从“治疗”到“高质量生存”的跨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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